父亲一生与李四光先生结缘很深。这首先源于他曾担任李四光部长的秘书，十年有余。

      从1953到1964，这不是普通的十年，这是新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与开疆拓土的十年。父亲在部长秘书的岗位上，始终围绕着李四光先生对中国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的论证，以及创建地质力学理论与科研建制的方方面面，不懈努力、奔波劳碌、挥洒汗水。父亲的工作内容，不仅限于准确理解和记录部长对每一专业事项的口述要义，将其整理成文，而是在许多关键时刻，需要身体力行、深入到实践中去，具体分担科研考察、论文写作、以及难以避免的琐碎行政事务。这无疑对初出茅庐的青年秘书是严峻的考验。所幸的是，父亲合格地通过了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考验。当父亲的部长秘书任职期满，即将调任它职的时刻，李四光先生失眠了，他舍不得让父亲离开。考虑再三，李四光先生将父亲安排到地质力学研究所，专门从事第四纪冰川和第四纪地质的考察研究。从此，父亲的工作与李四光先生开创的地质力学事业，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，成为相依相成的关系。这使得父亲与李四光先生的缘分更深了一层。

      李四光先生关于中国第四纪冰川的立论依据是广泛的，而其对庐山地区第四纪地质遗迹的考察，反反复复付出最多，并于1947年出版了专著《冰期之庐山》，予以系统概述。李四光先生在该著作中特别强调:“此篇之成，仅能就著者浅见所及，择述庐山数次冰流现象之概况，质诸有志探求之士，容或可以供其他地域比较研究之资。若夫阐明全国冰期之经过，及全世界冰期之所由发生，则有待于地理地质古生生物人类气象及大地物理专家合力为之，庶可赌其大成焉"。父亲段万倜有幸被言中，后来真的成了李四光先生所说的"有志探求之士"。

      父亲加入了1965年地质部成立的西南第四纪冰川考察队，以副队长、队长、书记的身份，率队从西昌螺髻山开始，对中国第四纪冰期地质，展开了漫长而艰苦的考察，足迹遍布祖国东西南北中的山山水水，包括青藏高原。

      翻看父亲留下的一本本野外笔记，字里行间，点点滴滴，无不体现着考察队员们无私拼搏的赤诚之心。在地质野外考察中，缺吃少喝是平常事，突发的恶劣环境，随时有可能对考察队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。父亲就曾记载了一次这样的故事，是在1965年8月20日考察螺髻山的笔记中。

      "已经(晚上，笔者注，以下类推)七点多了，点起火，烧好开水……天就黑了下来，这时我深感懊悔，为什么在三点半时不坚持要茅南等回来，看来今晚他们就很麻烦了，又饿又累又冷又急，天黑了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虽然天空银河耿耿，但在那么陡峭的山脊走起来，是无法迈步的。九点、九点半，还不见人回来……十点多钟，忽然听到有声音呼喊，我以为茅南等快到了，出去一看，只见隔着U谷的一个角峰上有两把火晃了一下，这才知道，他们离我们还有两段艰辛的路……夜间是很难行走的……(凌晨)三时许月亮起来了，但是还不见他们回来……我们点着灯，打着手电筒去寻找，边走边喊，只有山谷的回声……这一夜无法合眼……他们是怎样过的呢？快快天亮吧！……八时许，锡浩到了帐篷外，脸消瘦了，眼下凹了，唇焦了……说了句‘都回来了，在后面’就只是要水喝……"陈茅南和小金，何培元和于清河也都陆续到达驻地，一样，只是要水喝！“何培元眼睛留着泪，说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他是在小于的搀扶下走回驻地”。此刻，所有的人，除了睡觉，其余都不紧要。

      我们阅读着父亲的笔记，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曾经的往事：吴锡浩长期患有胃病，因胃癌英年早逝；何培元总是一副消瘦无血色的面容；陈茅南年轻轻就因车祸遇难于野外考察的归途……地质工作者的艰辛不言而喻。"是那山谷的风，吹动了我们的旗帜。是那狂暴的雨，洗刷了我们的帐篷"。然而"我们有火一般的热情，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"！背起行囊，攀上高峰，满怀无限希望，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。这激昂的旋律，抒发出一代又一代地质工作者发自肺腑的豪情。

      父亲一行对第四纪冰川的考察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结下令人喜悦的果实，那就是1992年正式出版的课题结论专著《庐山第四纪冰期与环境》。这个课题，正如李四光先生预言，是一个跨诸多学科领域的综合科研成果。它以多种先进手段，对采集的古地磁和孢粉等样品一一进行测试，获取划分冰期的进一步的年龄数据；以地球物理、地球化学、生物组合演变、气候变化规律，以及区域和整块大陆的挽近构造活动及构造格架的形成与发展，综合复原了庐山地区第四纪环境的演变过程。这个课题的成功，使李四光关于中国第四纪冰川的理论，特别是他的《冰期之庐山》，得到进一步的科学印证和拓展。此项成果使用了大量的可经过相互印证的数据说话，得到了多方专家的认可，广为地质教学和科研领域所引用，也得到国家科技成果登记（登记号950443）和部委科技奖项的确认（个人证书号KJ-93-2-54-2）。

      父亲出生在鄱阳湖边，自幼随祖辈深入庐山看过风景。他不曾想，在三、四十年后的中年时期，自己的足迹竟然踏遍庐山的每一座峰峦每一道沟壑，以庐山的第四纪冰期为媒，与享誉国内外的杰出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，在学术上能有如此紧密的传承发展之缘。

      李四光先生在学术方面对父亲的影响，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。父亲中大地质系毕业后的第一次野外考察，就是1954年4月跟随李部长、孙殿卿、周光、黄孝葵到河北遵化马兰峪，考察马兰峪山字型构造。那一次，已经六十五岁的李四光先生，亲手端着罗盘，测量断裂及山脉的走向，兴奋地爬上了和兴隆交界的高山。李部长的亲力亲为，默默地感染着他的青年秘书。这次考察结果，在《地质学报》上发表了文章。

      十年秘书的头两三年，似乎是最繁忙的时期。1953年秋冬，开始了《中国地质学》的扩编。身为秘书的父亲，按部长要求，收集全套所需资料，联络各位参加扩编的专家，选择扩编办公地点等等，事无巨细；1954年3月，李四光部长为煤炭部石油总局作寻找天然油气的学术报告，父亲全程跟随，直至5月，在李部长报告的基础上，收集相关资料，将报告整理成《旋卷构造及其他有关中国西北部大地构造体系复合问题》一文。在成文的过程中，父亲和黄孝葵一起，在李部长亲自指导下，为此文做地质力学的模拟实验，反复多次，拍照选用，李部长还亲手为实验范例起草画图，十分认真。当年地质部在普查委员会内设立第二办公室，专门负责铀矿勘探。李部长风趣地称，我们现在抓"二尤"，不是红楼二尤，而是国防工业迫切需要的"油"和"铀"。1955年夏，在李部长的安排下，父亲跟随孙殿卿先生一道去柴达木盆地考察石油地质，直至深秋才归。这次考察在盆地北沿，背斜构造里一个反S型扭动构造中，发现了有工业价值的油苗，即以后发展成为产量居全国第四的冷湖油田。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六月，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给东北地质局下达了松辽平原勘探任务书。(见《李四光传》2009年版p372)

      李四光先生对地质力学的思考，以及将地质力学运用到寻找矿藏、热动力资源的勘探中去的设想，早在上个世纪初在欧洲留学期间就有了萌芽。他于1918年6月在伯明翰大学通过的硕士论文《中国之地质》，他1920年2月在巴黎为中国留学生所作的题为《现代繁华与碳》的演讲中，作为地质学者，为报效祖国的地质事业而奉献力量的责任感，流露无疑。他强烈地呼号“不能为已成的学说压倒”，而要从"古树叶子的舌头"和"埋藏在小溪里的书"(Tongues in the Leaves of ANCIENT trees and books in the BURIED brooks 此段英文摘自李四光在伯明翰的论文原文，见《李四光传》2009年版p30注1)中去探寻真理的光辉。1922年，李四光发表《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》一文，从中国地质实际需要出发，并以全球地质总体环境为背景，对地质力学理论作了最初探索。1977年，科学出版社刊印出版李四光《地质力学方法》论文集时，将此文收入为首篇。李四光先生对地质力学的理论探索，始终就没有停歇过，先后发表相关论文几十万字。1956年初，李部长授意在地质部筹组地质力学研究室，自己亲任室主任。那正是现在的地质力学研究所的雏形。地质力学，是李四光先生毕其一生精力创建的，"在我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门科学"(李四光《地质力学方法》科学出版社1976年1月版p252)。运用地质力学的方法，在指导找矿和解决某些水文工程地质问题时，能提供可靠依据。这是被地质力学所几十年的工作成就不断印证了的确凿事实。

      李四光先生是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关心下，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来的。父亲留下一份年表遗稿，对此有过简单记叙。1957年，李四光部长在杭州疗养，仍然不断有工作需要处理，父亲作为部长秘书，也经常需要在李部长身边逗留。一天，周总理来南山招待所看望疗养中的李四光部长，李部长正在客厅里练太极拳，来不及更衣，总理就进了客厅，非常亲切地与在场人员握手问好。总理在和李四光部长的交谈中，介绍了当时的国际局势，并关心李部长的入党意愿。李部长十分高兴，自己多年想说而没能说出的心愿，终于在总理面前挑明。不久以后，李部长就写了入党申请书。

      1958年底在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和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介绍下，经中共地质部办公厅第一支部召开支部大会，讨论通过了李四光先生的入党申请(见《李四光传》2009年版p249-251)。李四光先生虽然入党较晚，但追随革命的道路贯穿一生，从日本留学时期的同盟会启蒙，到赴欧留学期间的觉醒，远避腐朽，向往光明，励志以地质科学报效国家和民族，直到投身新中国的地质事业，勇担重任。他是以对待地质科学一样严谨的态度，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。

      不囿于已成的学说，永远在探寻真理的道路上前行。作为科学界的一面光辉旗帜，李四光当之无愧。

      1977年，父亲等几位李四光的秘书接受了一项艰巨任务，为李四光先生首编传记。从那以后，父亲全身心的投入此项工作多年，从调研档案资料，到列出篇章纲要，分工协调，初撰统稿，一版再版的修订，撰写科普读物，参与影视顾问，诞辰纪念写文，学术讨论发稿，直忙到眼飞瑕，颊消瘦，不知不觉成了研究李四光先生生平的传记专门家。《李四光传》于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初版发行。五位合著者按姓氏笔画由少到多排序。稿费平均分配，每人只几百元。父亲有一句话，我印象深刻，"黄孝葵写得又快又好，他分担的部分，是统稿中最省力的，著者排名却在最后"。后来父亲和黄孝葵同时受邀，为党史人物传记中的"李四光"篇撰稿，他们的合作十分默契。父亲重病手术后，曾接受过一次北京电视台相关采访，那时他的肿瘤已复发至脑部，难以支撑受访，只能以赠《李四光传》了之。父亲与李四光先生的缘分之深，可谓直到生命燃尽，仍在未竟之途。

      今天，我们以对前辈的无限怀念之情和崇敬之意，奉上这篇文字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！并祝福李四光先生所开创的地质力学事业，代代传承，开拓发展，前程似锦！(段万倜的子女写于2021年6月，执笔:段佩珠)